中新社北京6月29日電 題：人工智能，是人權進步的助推器還是絆腳石？

　　作者 皮特·赫爾曼(Peter Herrmann)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員、歐洲科學與藝術院院士

　　一般而言，法律的核心，在于設定抽象的規則，提供普遍適用的解決方案。它試圖用概括性的語言，回應紛繁復雜的現實問題。這一點在人權領域尤為突出，因為人權所關涉的對象，規模龐大、背景多元。

　　理解人權及人權法，不能脫離社會經濟基礎與歷史脈絡。但我們必須承認，物質條件的保障是基石，人首先要解決溫飽，才能考慮其他權利，這些因素相互關聯，并非孤立存在。放眼全球，不同國家、地區和大陸之間，物質發展水平差異顯著。有些地區高度發達，有些則連基本生存需求都難以滿足。然而，物質條件相對落后的地方，或許在其他方面擁有極其寶貴的特質，這些特質深刻影響著當地人權的解讀與實踐。

　　顯然，各方都有所長，亦有所短。關鍵在于，各國、各地區應攜手合作，共同制定具體的規則。中歐在人權領域設定共同目標，這很重要，但我們應該看得更遠，將其視為關乎人類共同未來的議題。眾說紛紜中，“合作”尤為關鍵。我們必須摒棄為一己私利而進行的無謂競爭。“一帶一路”倡議和“金磚國家”合作，正是朝此方向邁出的堅實步伐。歐洲尤其需要認識到，生活絕非魯莽的個人冒險，而是與社會責任息息相關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探討人工智能在人權法律領域的作用，需區分立法系統的不同視角、角色與功能。從法理學角度看，人工智能的抽象性似乎為理解抽象的人權概念提供了完美工具。作為工具，它并不會取代傳統的制衡機制，但能提升效率，讓某些應用在技術上更便捷。然而，人權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，其真正意義源于具體實踐和“客觀共情”，必須將其置于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獨特性中考量。

　　我們面臨的問題在于，如今的人力資源問題被越來越傾向于從制度和程序層面審視。人工智能或許有助于解決這類技術性問題，比如確保制度連貫性、優化管理流程。但風險也隨之而來：它可能將我們進一步推向形式主義的法律實證主義深淵，從而忽視最核心的問題——正義本身。

　　人工智能可以成為推動合作的重要工具，但關鍵在于，它只應作為技術手段和工具使用。當下，隱私保護、數字鴻溝等問題同樣緊迫。只要全球尚未形成統一、清晰的現實圖景，而階級與權力結構又不斷分化著現實認知，我們就必須慎用普遍性概念，同時嚴格管控AI的應用。

　　人工智能的發展，正對通常被稱為“第四代人權”的數字人權構成潛在威脅。這一代人權的核心，是將人權視為保障人類“社會性存在”的維度。世界并非非黑即白，但可以說，歐洲文明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社會責任和社會性，轉向了對個體和利益的過分強調。而在中國，“和諧”哲學仍占主導地位。

　　這意味著人與自然被視為一體，同屬宇宙不可分割的部分。兩者密不可分，不存在單方面的剝削。人工智能作用的關鍵，在于其背后的應用哲學。它能解答問題，但人類仍需要提出、設計問題，這正是人工智能無法代勞的。因此，諸如“2025·中歐人權研討會”這樣的交流平臺，能夠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我認為，雙方可以在此領域相互借鑒。在增進共同理解的基礎上，將AI發展為追求正義的工具，并探索善用之策。但必須清醒認識到：機器不會主動發問。就我個人教學經驗而言，培養學生“提問”的能力，恰恰是核心目標，盡管這比單純講授法律條文和行為規范耗時更多。

　　人工智能的積極意義，應在于彌合社會鴻溝，促進對“第四代人權”的共識。合作需要通過不斷提問和深化理解來實現。當AI在這方面尚力有不逮時，“金磚國家”、共建“一帶一路”等合作機制或能扮演關鍵角色。(完)

　　作者簡介：

　　皮特•赫爾曼(Peter Herrmann)，現任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、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全職研究員、歐洲科學與藝術院院士，2023年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。曾任職于愛爾蘭國立科克大學、浙江大學等高校，在德國柏林批判理論研究所等若干歐洲學術機構兼任學術職務，任多家國際學術期刊學術委員會委員。參加歐盟委員會、經合組織等主辦的研討會30余次，十余次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、國內人權學術會議并做主旨發言。出版Human Rights-Looking for the Future系列叢書。依托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創辦“HRUG”(Human Rights: Universal and Global) 人權學術小組和“HRUG”人權研究網站，迄今已發起、組織數十次學術交流活動。